唐代刺史的品级、职权_以及与藩镇的关系_唐朝刺史(唐朝刺史)

唐代刺史(唐代刺史的等级、职权及与藩镇的关系)

在唐朝，刺史是更大的高级官员群体。在唐书、墓志、碑文等文献中，其出现频率之高，几乎随处可见。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唐代大诗人张九龄、岑参、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。

唐太宗认为，史刺史“能养民”，“治民之本为最重者”。中央集权制的基石在于县制。作为一个州的州长，秘书处的作用当然极其重要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我们对唐朝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对了解唐朝的政治是有帮助的。

等级，职业前景，薪水

在唐朝的地方行政中，全国分为300多个州，每个州都有一个官阶，而刺史的官品与他们被任命所在州的官阶密切相关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相同级别的秘书处。

唐朝的国家制度很复杂。据《通典》记载，唐朝除了在57个战略要地设置大、中、下巡抚和本部外，其余200个州都有不同的划分方式。首先，京都和京兆、河南、太原等府县被定为“府县”，但都是与府县同级的行政单位。一般来说，这个“府”是更高级别的府，它的长官叫尹，而不是刺史。由于这种 *** 级国家的特殊性，本文就不讨论了。

其余各州同时按两个标准划分。根据它们与都城长安的距离，以及战略和经济地位等因素，分为辅、雄、望、紧等；一种是按人口分为上、中、下三个州。比如把化州定义为“宓尚”，意思是按人口算属于商州，按战略等因素算属于辅州。但唐代刺史的等级只能按上、中、下三州来划分，其中商州刺史分三等，中州刺史分四等，周霞刺史分四等。

虽然从等级上看，三、四级都算是高级官员，但商州刺史和周霞刺史的官职地位、仕途前途、俸禄却有天壤之别。即使是同级(按人口计算)各州的刺史，由于各州地理位置不同，含金量也不同。

一般来说，担任商州刺史的人通常年龄较大，经验丰富，能力较强。他们前途光明，有很大的机会晋升到官员或观察员的级别。其中，郎官往往是升任宰相的必经之路。周霞刺史要么年轻，要么平庸，甚至偏远的周霞，如岭南、黔中、福建等地的刺史也经常被贬谪。比如柳宗元贬谪的柳州，韩愈贬谪的潮州，刘禹锡贬谪的朗州，这些下等州都是穷极左手，郡县破败，户口凋零。虽然他们的名分是四品之下的一州刺史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？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仕途会像刺史那样惨淡，因为唐人做官一般都要一步一步来。年轻时担任中下层州刺史，是一件合情合理、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也是必要的训练。但如果你一直在穷县徘徊，或者你已经50多岁了，还在隔壁县担任刺史，那就有些不满和悲哀了。

玄宗开元以前，地方官员的工资由国家财政作为“资本”贷给各县，称为“公有资本”，让各县派人自行经营高利贷，所得利润用来支付各县官员的工资。因为每个州县每个月的利润收入不一样，秘书处的工资也会因为每个州的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。有理由相信，经济富裕的州利润更丰厚。

开元以后，地方官的俸禄已经固定。就刺史而言，商州刺史的工资是每月八万文，中州和下州刺史的工资就不得而知了，因为文献上从未有过定额。然而，即便是商州刺史的8万月薪，也只是纸面上的法定工资。秘书处也有很多法院默许的灰色收入。陈寅恪先生在《白元诗歌中的俸禄钱问题》一文中做了总结:

唐中后期以后，除法定俸禄外，地方官员的收入，凡未纳入法规的，均可视为合法，数量远高于中央官员。

这种灰色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两个税种“留州”部分的税钱(两个税法实施后，地方税分成三部分，一部分给朝廷，一部分给我们时代，一部分给各州)。显然，纳税大的州和贫穷闭塞的州灰色收入不同。

综上所述，要评价唐代某刺史的等级、仕途前景、薪资待遇，首先需要知道他作为刺史处于什么等级、什么地理位置，不能一视同仁，否则会雾里看花。

收税，之一位

唐代刺史的地位很复杂。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说过:

早上看看书，晚上看看书；书未完，蟋蟀在角落里唱歌。

具体来说，刺史有五个职位:一是收税，发放徭役；第二，维持国家的法律和秩序；第三，主导州内大型建设项目，如修建水利、学校等；第四，考察治下郡县，考核县官；第五，教育人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比如向百姓宣布朝廷的重要事项，向朝廷宣示忠孝等等。

其中，税收是最重要的。柳宗元在给饶州刺史袁弘的信中称赞袁弘:“不只是纳税和提高穷人的等级就够了，只要富而教之就够了。”可以证明。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。有一次下大雨，他去祭拜大湖神。因为他担心，如果再下大雨，破坏农作物生产，“农民和桑妻就交不起税了”，如果百姓交不起税，那就是“刺史失业”。可见，秘书处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收税。

秘书处年终绩效考核也是以税收绩效为主要评价标准。唐朝时，户部每年对各州要缴纳的赋税都有预算，秘书处需要限期(一般在秋冬)足额缴纳。如果达不到法院规定的税额，评价不好就不用说了，甚至会被处罚。这一点在唐高宗即位或改元时颁布的德钞、赦令中多次提及，具体案例也很多。

最精彩、最著名的是德宗时期著名的儒生杨成。当他被任命为道州刺史时，因为不想督促穷人纳税，导致“税不交”。他被他的老板观察并多次受到责备。羊城干脆写了个自我评价:“付梓新老，郑可郑卓，考吧。”观察员派法官来督促他在本州纳税，羊城认为是为了惩罚他。“我在监狱，不敢出门。”《顺宗实录》卷四:

观其味，令判官督其赋。到了州，怪(阳)城不迎，以问州官。官员们说:“当我听到法官来了，我认为我有罪，我在监狱里，所以我不敢出去。”

刺史的首要任务是征税，但这是因为地方 *** 对中央 *** 最实际、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纳税，这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，也是朝廷的命脉。自然是一流的赛事。至于秘书处的其他岗位，看似与收税无关，实则不然:只有维持治安，人民才有稳定的生产环境；教育人民，人民就会变成听话的人，这样就可以专事生产而不作乱了。也就是说，刺史所有岗位的最终目的，都是希望百姓能够交足甚至超额的税，为自己的政绩添金，谋求升迁。如果我们能顺便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，我们都会很高兴。

游戏的焦点在中央缓冲区

唐初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州、县两级。虽然一些州设立了总督办公室，一般“指挥”几个州，但总督办公室不是更高的行政区划，州仍然直接隶属于法院。都督 *** 与下属各州的关系，只是说明都督 *** 有权监督下属各州和部分军事管理职能，但无权干涉下属各州的行政事务，各州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总督府，或者说总督府的官署，设置在一个下属的州，所以这个州的秘书处会由州长兼任。例如，幽州总督署负责幽州、彝、燕和平等州。因设在幽州，幽州总督兼幽州巡抚。这种官衔的全称应该是“使都督掌管XX州军务，兼某州总督”。

随着我们的特使和观察特使的崛起，总督逐渐被取代。然而，无论是我们的特使还是观察特使，榜样也必须充当管理国的秘书处。在我们的时代和观察兴起之初，秘书处的独立行政权力并没有改变，因为此时我们的时代只是一个军事机构，观察只是一个监督机构。但随着一些藩镇权力的逐渐扩大，一些藩镇开始控制本县的行政事务，藩镇逐渐演变为国家之上的新的行政区划，形成道、州、县三级体系。

这种行政区划的变化导致了秘书处地位和权力的变化。其中，地方 *** 所在的州县，其地位和权威自然因为秘书官的 *** 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由节制和观察组成；但是，藩镇统治下的郡县的秘书处、地位和权威都大大降低了。他们只服从缓冲区的命令。不服从命令，要么被排挤出藩镇，要么被藩镇派出来直接接管事务，彻底被陷害空。白居易有一句话:

本县屠宰权受州牧支配；国家对牧业的管理依赖于使节:受重迭相制，不敢专达；虽然有政治，但如何落实？

朝廷没有足够的军事控制权，也失去了对当地的直接控制，藩镇问题随即出现。唐朝统治者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一直试图恢复刺史相对独立的行政权，甚至赋予刺史军权，希望重新获得对当地的有效控制。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。如果藩镇之下的各州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力甚至军事权力，藩镇权力自然会被分割。说白了就是变相削藩。

自然，这一举动遭到了缓冲城镇或明或暗的 *** 。虽然宪宗时期朝廷煞费苦心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刺史受制于藩镇形势，最终积重难返。

对政治的态度

就国家统治而言，虽然它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，但它的等级也很高。但唐社会有个习惯，都以担任京官为荣，一般都不愿意出州县。唐·魏传:

朝廷议事，重要的是重视内官，不重视外职。每次授予牧师，他都反复抱怨。

因为商州俸禄丰厚，形势大好，中下州刺史让大家都舍不得走。在这种氛围下，担任唐朝刺史的人大多懒于政事。袁出任道州刺史，说他之前的刺史大多“以衣食为业”。陆龟蒙对刺史等地方官员懒政的描写更是淋漓尽致，说他们永远只是“升班、坐席、听弦、载车马、养弟子”，尽己所能享乐，但“悬民、饮民，从不存胸”。

唐朝皇帝反复对比汉朝，却远不如地方官员。严耕望先生在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》中有一段精辟的总结:

迫不得已，他被任命为州或郡，不能静心从政。上了顶的敷衍了事，上了期末考的，下到底层的却是喜好诗词歌赋、酒妓、音乐。很少有人以治民为己任，以政绩送仕途。所以在唐朝末年，能以治民出名，但地方官又比不过汉朝的，是非常难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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